1967年6月22日,北京,李立三被隔离审查后服药身亡。那一年,他68岁。火化时,遗体登记使用的并不是本名,骨灰后来也没有留下确切下落。直到13年后,追悼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,骨灰盒里仍是空的,只有一副断了镜腿的眼镜被放了进去。 这件事之所以令人难以释怀,不只是因为结局凄凉,更因为李立三的一生,几乎经历了中国革命早期最复杂的几个转折点。他曾在工人运动中声名鹊起,也曾因路线问题受到严厉批评;曾被误传牺牲,又从异国归来;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劳动部长,晚年却在政治风暴中走到生命尽头。 1899年,李立三出生于湖南醴陵,原名李隆郅。青年时期,他曾进入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。五四运动之后,许多知识青年把目光投向海外,他也在1919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。巴黎的生活并不浪漫,体力劳动、经济困窘和思想碰撞,构成了那一代留学生的真实处境。 在法国期间,李立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,并逐渐从个人求学转向工人运动。1921年回国后,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第二年,他被派往江西安源开展工作。那里有煤矿,也有数量庞大的矿工。井下危险,收入微薄,工人长期处在缺乏保障的状态。 李立三没有停留在口头宣传上,而是深入矿井、宿舍和工人家庭,组织工人建立团体。1922年9月,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,经过谈判,资方接受了工人提出的部分要求。安源由此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地点,李立三也在这场斗争中受到关注。 有工人问他:“大家真能争到应有的待遇吗?” 他回答:“能不能改变,得看大家敢不敢站在一起。” 这类话并不华丽,却适合当时的矿区。对于长期被压低工资、缺少发言权的工人来说,组织起来本身就是一次变化。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,工人运动迅速扩大。李立三在武汉、上海等地继续从事相关工作。革命环境反复,他还曾多次被传为牺牲。消息传到国内,有人举行悼念,后来才发现他仍然活着。这样的误传,前后不止一次,甚至连周恩来也曾以为他已经牺牲。 1930年,李立三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,主持过一段时期的中央工作。他提出并推行的路线后来被认定为“立三路线”,被认为存在急躁冒进和脱离实际的问题。面对这一段经历,李立三此后长期作出检讨。政治上的失误,成为他一生无法绕开的沉重部分。 同年秋天,他前往苏联。此后十多年,他主要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。1938年前后,他曾受到苏联方面审查并被关押,后来获释。那是苏联政治气氛极为紧张的时期,许多在苏联工作的外国革命者都经历过类似风险。对李立三而言,这段遭遇也改变了他对政治斗争的认识。 在苏联期间,他结识了俄籍女子李莎,两人后来结为夫妻。李莎学习中文,逐渐熟悉中国生活。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,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他准备回国。1946年,他结束了长达十多年的海外生活,重新踏上中国土地。 1949年10月1日,李立三登上天安门城楼,参加开国大典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担任劳动部长,并参与全国总工会等方面的工作。对于一个曾经在安源矿区与工人并肩斗争的人来说,这样的职务安排有着明显的经历关联。 但职务变化并没有抹去早年的政治争议。五十年代以后,李立三的工作岗位几经调整。1962年,他曾致信周恩来,说明自己的经历和看法,希望对过去的问题作出较为公允的评价。遗憾的是,时代很快进入更加紧张的阶段,个人申辩越来越难以获得正常回应。 1967年,李立三因婚姻关系和历史问题受到审查,李莎也被牵连,夫妻被迫分开。审查过程中,他被要求承认一些并不存在的罪名,还被要求指认其他同志。这样的压力持续累积,最终把这位曾在工人运动中站在前列的人推向绝境。 6月22日,李立三服下大量药物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遗体随后被火化,登记使用了“李明”这一化名。混乱之中,骨灰盒没有被妥善保存,之后再也没有找到。一个曾经担任中央重要职务、负责全国劳动工作的老革命者,最后竟没有留下可以安放的骨灰。 1980年3月20日,李立三追悼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。李莎参加了仪式。工作人员找不到他的骨灰,只找到一副旧眼镜,镜腿已经断裂,便将眼镜放入空骨灰盒中。那只盒子里没有遗骨,只有遗物,也让这场迟来的追悼显得格外沉重。 特别